2025年7月经组织安排，我来到五台山村开始了我的基层驻村生活。初到村里，我带来的行李不多，除了一些生活物品，最显眼的是几本边角已微微卷起的专业书和作为法院新人解不开的“稚气”。

到了村委会，我的第一课便是入户走访，摸清村里情况。起初，我的走访完全依赖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的前辈们。他们是活地图，也是人情字典。我跟在他们身后，像个沉默的影子，唯一的任务是握紧笔记本，努力记他们他口中复杂的家族关系和每户的“关键词”——“东头老杨家腿脚不好”；“西边老杨家，因为修路的事儿跟邻居有点别扭”。而我的开场白永远千篇一律，带着一股生硬的“衙门气”：“您好，我是驻村工作队的新人小张，来了解一下情况。”村民们通常报以礼貌而疏远的微笑，回答也像汇报工作。我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，心里却空落落的，那些字符是扁平的，构不成一个立体的乡情。

“你好，我是五台山村驻村工作队员小张，麻烦您告诉我现在您的工作地点，我们村委会正在核实外出务工的信息。”一天，我按照花名册给村民打电话核实务工信息。电话接通，我自报家门，话音未落，电话那头便传来警惕的声音：“我怎么不知道驻村干部里有小张这个人？不认识！搞诈骗的吧？”“嘟—嘟—嘟—”的忙音，像一盆冷水，把我那点书本知识带来的优越感浇了个透心凉。我握着电话愣住了，组织介绍信不如一句乡音亲切，严谨的记录抵不过一次真诚的握手。一声不哼地记录完相关信息给村民留不下印象，在这里，身份的认同，从不来自于一纸公文，也不来自我自以为勤奋的记录，而来自于面对面的温度，和实实在在的付出。

改变，发生在那个暮色四合的傍晚。安置房居住的老人家的水管爆了，水流漫溢，导致屋里生活用水中断了。村书记听说后，立马带着我提起工具箱往山上赶。山路崎岖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我笨拙地帮他们递工具、打下手，满手沾满了泥污，汗水浸透了衬衫。当水管终于修好，老人用颤抖的手递来一瓶矿泉水，我看到他眼底闪烁的，不再是怀疑，而是真切的笑意与感激。他不再叫我“驻村队的”，而是“小张”。他开始跟我抱怨起天气，聊起政策。我收起了笔记本，只是认真地听。我发现，当我的手是脏的，心是诚的，耳朵才能真正打开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法律人的“公正”之外，还有一种更质朴的价值，叫做“解难”。我脱下的不只是被汗浸湿的外套，更是那个悬浮于生活之上的“驻村干部”身份，双脚终于踩进了温润的泥土里。

在一次对检测户的走访中，检测户杨叔向我问道，“小张啊，你们驻村工作队的陈科长现在身体如何？”陈科长是我接替的老同志，是刚刚退休的法院驻村工作干部。与杨叔的攀谈结束后，在回村的路上我与驻村队长张书记聊起了陈科长的事，了解到陈科长的真情付出，我对“信任”有了颠覆性的认识。杨叔的腿因糖尿病的缘故患有残疾，之前因为贷款周转不到位，养牛资金落实不下来，陈科长知道后立马前往杨叔家进行走访调查，没有政策宣讲，没有空头支票，只是蹲在门槛上，听对方絮叨了半个小时的难处和打算，然后平静地说：“你想干，我们就帮你。资金，我来。”说罢陈科长以个人名义为杨叔借了5万元资金周转，帮助杨叔度过难关。我听完大受震撼，我问张书记陈科长为什么敢这么做。老张说：“走访走访，走是过程，访是目的。但最高目的，是‘信’。你只有把村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村民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。”那句话，像重锤一样敲在我的心上。我了解的所法律知识都在告诉我这是高风险的“债权”，但陈科长的行动却告诉我，这是基于对人最根本信任的“希望投资”。在冰冷的条款与滚烫的人心之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法治精神最深的根基——它不仅是约束行为的规则，更是滋养希望的土壤。这份毫无保留的担当，比任何法律条文都更深刻地教会我，何为责任。此后，我的走访彻底变了。我不再带着任务清单上门，而是像串门一样，路过家门口进去坐坐，看看他们新收的粮食，逗逗院里的狗。聊天时，我学会了从家长里短切入，法律政策化在拉家常里。 

如今，村里人不再挂我电话，他们会说：“小张啊，有什么事你说。”我的通讯录里，存的不再是冷冰冰的名字加电话，而是张婶、李叔、赵爷爷……他们是我用脚步丈量过的土地，用肩膀承担过的信任。

我合上那本早已被填满的笔记本。它记录了我的笨拙，也见证了我的成长。我终于懂得，法治的根基，正是在这一次次用脚步丈量、用信任铺垫的走访中，扎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稳。乡土，这位沉默而伟大的导师，它教会我：先成为一个被信任的人，才能做好一个推行法治的人。